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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40年 | 谢志岿:深圳模式——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

 日期:2020-11-10    来源:深圳市社会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于1980年,是我國最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四個經濟特區之一。2020年,深圳經濟特區迎來40年華誕。40年間,深圳創造了後發地區實現城市化、現代化的奇迹。爲總結和提煉深圳經濟特區建設40年來的實踐經驗和亮點,本號將策劃精選並陸續推出“深圳經濟特區40年”專題文章,從學者的視角探索思考經濟特區發展的範式、路徑和方向,爲新時代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未來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參考,歡迎大家持續關注。

  深圳模式:世界潮流與中國特色

  作者 | 谢志岿

  深圳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本文爲觀點概要版

  原文載于《深圳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放眼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世界發展的大勢,深圳乃至中國的發展道路,是世界現代化發展潮流中的一瞥,是世界經濟繁榮和全球經貿聯系日益密切的一個最具活力的典型。

  改革開放以來短短的40年間,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經濟産出中所占的比例從1978年的2%升至2015年的15%,創造了“中國奇迹”。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曾說:“這是人類發展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例子。”中國的發展吸引了許多政治家和學者的目光,研究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文獻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有學者提出“中國模式”,用以描述和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特因素和路徑。而深圳,便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

  深圳模式:世界現代化潮流中的中國發展縮影

  1980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建立特區,在不到40年時間裏,深圳由東南邊陲一個3萬人的小鎮,發展成爲人口和經濟規模位居世界城市前列,創新力和影響力卓著的國際化大都市,創造了世界現代化、城市化的奇迹。在新的曆史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對深圳發展寄予厚望,希望深圳成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這既是對深圳的期望,也是對深圳發展成就的肯定。

  深圳經濟社會發展成就、路徑、模式,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和研究。

  “模式”是各種要素的規範組合以及與外界的關系規範,它標志著事物之間隱藏的規律關系,概括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變化與演進過程。從這一意義上理解“發展模式”,意味著深圳模式中蘊含著區別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獨特的發展規律。

  然而,放眼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世界發展的大勢,深圳乃至中國的發展道路,是世界現代化發展潮流中的一瞥,是世界經濟繁榮和全球經貿聯系日益密切的一個最具活力的典型。深圳乃至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打破了哈耶克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與市場經濟無法相容而最終必然“通往奴役之路”的悲觀論調,成爲傳統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要素相結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範例,成功避免了蘇聯、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國家在由高度集中的經濟模式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動蕩等一系列問題,從根本上否定了市場社會主義派認爲把公有制與市場化結合的做法是一種幻想的觀點。

  討論深圳模式,不僅要看到深圳的發展成就,分析深圳成就背後的經濟、社會、治理原因,還要將深圳的現代化發展放在中國和世界現代化的長時段和大背景下進行考察,從而更好地理解深圳模式的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

  深圳現代化發展成就的原因解析

  深圳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全球産業轉移的天時,也有深圳的地利,更有從中央到省市的制度創新、全國的支持和深圳人的努力奮鬥。

  一是開放、分工與深圳産業聚變。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影響下,發達國家和地區出現了新一波的産業升級和轉移。以鄧小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准確把握國際産業轉移給中國發展帶來的曆史機遇,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曆史決策。深圳毗鄰港澳,具有接受産業轉移的獨特優勢。1979年4月,鄧小平同志在聽取廣東省委關于在深圳建立經濟特區,加快對外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彙報後,作出了設立經濟特區的決定,深圳也由此成爲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窗口,成爲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來自中國香港以及世界範圍內的紡織、電子裝配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紛紛投資深圳,爲深圳的發展注入了原始的動力。深圳及其周邊地區形成了一大批具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産業集群,深圳在國際産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逐步提升。

  二是産權、制度與科技創新。産權清晰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讓投入者有合理回報,是一切産權制度的核心要義。如果說深圳的崛起源于獨特的曆史機遇、區位優勢和寬松政策的政策環境,那麽,讓投入者得到合理的回報,則爲深圳經濟的快速穩健增長提供了持續的利益誘因和動力源泉。深圳充分利用特區立法權,通過制定地方性法規、條例等多種形式對勞動者的權益、知識産權以及民營企業的資本投入等合法權益進行保護,營造了一個鼓勵創新的良好環境。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深圳即建立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以市場爲導向的勞動用工制度。1987年,深圳在國內率先出台《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爲保護勞動者的智力成果,深圳市嚴格貫徹落實專利法,先後發布《深圳經濟特區加強知識産權保護工作若幹規定》,成立知識産權法庭。

  三是移民文化、契約精神與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影響和制約社會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現代社會中,降低交易成本的一個重要方面即在于信任關系和契約精神的培養。深圳移民社會的人口特征,有利于培養公民的契約精神。除了契約精神,移民社會因爲其獨特的人口結構與特殊的生存壓力,還形成了以創新、開放、包容、公共、法治、效率等爲特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文化精神。重能力、契約而不是關系資源,使得市場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也爲吸引世界各地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等創造了有利條件。

  四是市場、顧客與服務文化。率先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進行探索,是深圳經濟特區對國家改革開放的一個重大使命和貢獻。形成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市場機制,並通過這一機制配置資源,是深圳經濟保持活力的重要制度基礎。與傳統的國有企業不同,民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對顧客和市場的依賴性更強。深圳企業家和員工都具有濃厚的市場意識和服務意識,形成了“找市場而不是找市長”的理念和行爲方式,也使得深圳成爲服務意識和水准最高的地區之一。

  五是法治、共治與社會變遷的秩序供給。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之間的關系,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條基本經驗,也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保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原因。深圳信奉“有限有爲政府、有效有序市場”這一信條,尊重市場、重視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盡量減少對市場的不當幹預;同時,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法治,提高服務效率,改善營商環境,降低營商成本,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使得深圳成爲中國內地市場發展最成熟的地區。

  深圳發展模式的合規律性與合國情性

  上述分析表明,深圳的現代化發展是政府、市場和社會力量“三個引擎”共同驅動的結果。深圳的發展路徑,符合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現代宏微觀經濟學的基本規律,是世界現代化潮流中一座城市實現從落後的農業區域向工業化、現代化轉型的典型案例。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産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爲重點,實現産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這些論述充分說明,中國的發展,符合現代經濟學的基本規律,也符合世界現代化發展的潮流,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重要推動力量。

  一些西方國家以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發展,認爲中國的發展是一種低人權、低自由、大政府的發展模式,這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以深圳爲代表的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注重保障人的勞動權、智力權以及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的權益;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和科學規劃,更體現了一個大國政府在謀求治理的現代化與有效性的努力,到位而不越位的政府管理體制,更是中國道路的核心特色之一。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看到中國發展道路與世界經濟發展基本規律的契合性,這是中國發展道路可學習可複制的基礎。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市場經濟體制,符合世界潮流,也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

  另一方面,我們在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要堅持基于中國國情所發展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獨特的制度優勢。蘇聯、東歐和拉美等國家和地區現代化轉型的曆史表明,單純的私有化和市場經濟,並沒有使得這些國家和地區持續穩定地獲得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持續發展後勁;另一方面也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自信”。也許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是確保中國區別于東歐拉美等國家和地區,實現經濟社會持續繁榮穩定發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