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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園地

學術研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日期:2021-02-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內容提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方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因而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程度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否能够顺利推进。另一方面,任何制度上的优势最终都要通过国家治理实现,治理效能的好坏直接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劣,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的重要保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转化过程中,国家治理能力具体表现为党的领导能力、制度执行能力、资源动员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四个方面。

  關鍵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治理效能 制度优势

  作者簡介:周文,複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何雨晴,複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保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又要抓緊制定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備的制度,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自我完善和發展、永葆生機活力。”同時,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做出新的概括,將“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共同列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重大突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關鍵時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正確把握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充分發揮基本經濟制度的顯著優勢,將制度優勢轉化爲治理效能。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关系

  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經濟在生産關系中最根本的制度,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立足于我國正處于並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制定的,我國國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因此,基本經濟制度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從長期目標看,完善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都是爲了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從短期目標看,完善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爲總體目標,爲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服務。完善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同步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確立到不斷調整和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斷邁向現代化的過程。從內在聯系看,二者相互促進、有機統一。基本經濟制度和國家治理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完善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要確保生産關系不斷適應生産力發展、上層建築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的內在要求。[2]一方面,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性質和方向,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因而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程度決定了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否能夠順利推進。另一方面,任何制度上的優勢最終是要通過國家治理來實現,治理效能的好壞直接體現了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劣,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勢的重要保障。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過程,這就要求基本經濟制度也必須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動態發展和不斷完善,而不是靜止不變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決定經濟發展方向的根本制度,具備長期性與穩定性的特點。黨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確,“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3]黨的十六大在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4]黨的十八大進一步強調:“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5]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上實現了理論突破,指出:“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6]這是首次將社會主義分配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明確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範疇,而且在表述上不再沿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說法,而是直接表述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標志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是應當長期堅持的基本經濟制度。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結合中國具體實踐,根據不同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而不斷完善發展。與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基本經濟制度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

  國家治理體系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其中經濟制度是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基本經濟制度決定治理體系,治理體系體現基本經濟制度。今天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巨大優越性的治理體系。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主要包括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和經濟體制三方面。

  (一)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

  我國對所有制問題的認識經曆了比較曲折的過程。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公有制相關論述存在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理解的誤區,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認識上曾一度脫離生産力發展水平,單純、片面、孤立地看待所有制問題,因此提出了“一大二公三純”的所有制先進性標准。“一大”,即公有制規模越大越好;“二公”,即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三純”,即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越純越好。實踐證明,這種壓制和消滅私有制成分、一味急于過渡到單一的公有制結構,既不符合我國現實生産力的狀況,更不利于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導致社會主義經濟喪失活力和生機。所以,公有化的程度並不是體現、衡量生産力先進性的唯一尺度和評價標准,還必須綜合考慮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維度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

  所有制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範疇。根據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一般規律,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所有制必須與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相適應。雖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爲未來社會將由共産主義的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這是一個崇高的理想,但也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1978年改革開放拉開序幕,中國共産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行重新審視,進一步明確我國正處于並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階段的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尚未達到馬克思所描述的共産主義社會的程度,因而也就決定了我國必須堅持“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確立以來,我們黨一再明確和深化了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政策原則。在功能定位上,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7]可見,我國對所有制、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經曆了一個漸進的過程。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經濟實踐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也得到不斷豐富和發展,不斷突破對所有制問題的傳統認知。

  公有制經濟的本質在于生産資料由勞動者所共有,最大的優越性在于能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産力,促進社會生産快速、協調、可持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明確社會主義生産關系的性質,就是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8]同時,非公有制經濟在擴大就業、促進經濟增長、活躍市場等方面與公有制經濟發揮著同樣重要的作用,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得益彰、相互促進。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離不開非公有制經濟。

  需要明確的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並不是削弱公有制經濟,而是壯大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意味著不再片面地強調公有制,而是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兩個毫不動搖”來支撐、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可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共同繁榮發展才能實現國家治理效能的不斷提高。

  改革開放四十年多來,我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是由于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上堅持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才創造了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中國奇迹。同時,也充分體現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制度保障作用,也反映出我國混合所有制的制度優勢,這與中國共産黨帶領人民始終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所有制密不可分。隨著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和騰飛,不但公有制經濟得到不斷發展和壯大,從而打破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宣揚的國有企業競爭機制不足、效率低下、缺乏創新能力等論斷,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優勢,[9]而且非公有制經濟也不斷發展壯大並呈現生機和活力。

  (二)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

  任何分配制度都必須與一定的所有制結構相適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産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産關系的另一面。”[10]人們以什麽方式參與生産,就以什麽方式參與分配。所謂按勞分配,是指每個社會成員參加社會生産,以勞動者的勞動作爲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尺度,其勞動成果在做了必要的社會扣除之後,等量勞動取得等量報酬。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詳細闡述了按勞分配理論,提出共産主義兩個階段的分配原則:在共産主義第一個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實行按勞分配,在共産主義高級階段,實行按需分配。分配制度就是社會成員從社會勞動産品中獲取他們應得份額的某種方式和規則。生産決定分配,分配制度是由生産資料所有制決定的。分配對生産也有反作用,恩格斯指出:“分配並不僅僅是生産和交換的消極的産物,它反過來也影響生産和交換。”[11]因此,當分配制度適應生産資料所有制時,就能促進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反之,當分配制度無法適應生産發展的需要時,就會阻礙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馬克思的按勞分配理論就其系統性來說已經十分成熟,但從實踐的角度看,今天中國的社會現實與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産主義社會是有相當差距的,因此不能夠教條地照搬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照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經驗,馬克思的按勞分配理論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中國的分配制度與馬克思的按勞分配理論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生産資料所有制問題,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産資料所有制與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産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生産資料所有制是有很大不同的,現階段的所有制尚未達到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生産資料所有制結構,必然帶來現實與馬克思按勞分配理論的差距。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因爲受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不顧經濟發展客觀實際,曾一度在分配體制上強調和只允許按勞分配,排斥和壓制其他分配方式的存在,導致分配中平均主義傾向嚴重,抑制了社會主義經濟的生機和活力。中國的實踐證明,過去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忽視了分配對生産發展的作用,導致生産力發展緩慢,甚至出現經濟停滯現象,嚴重損害了勞動者的生産積極性。

  生産決定分配,在生産資料所有制爲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條件下,分配制度必須與之相適應,只能實行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同時並存的分配體制。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尤其是允許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是我國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産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有利于調動各經濟主體的積極性,拓寬創造財富的渠道,增加人民合法的收入來源。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有機結合實現了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原則,更加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雖然社會主義的現實與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設想有一定差距,但並不意味著否定按勞分配,我們依然要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並且必須不斷發展和完善按勞分配理論。

  隨著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認識的不斷突破,我國分配制度的改革也不斷深化。爲適應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黨的十三大首次提出“以按勞分配爲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爲補充”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黨的十四大進一步提出要兼顧效率與公平,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堅持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産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黨的十六大明確了生産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黨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提升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指出要“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産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並首次提出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發展的曆程看,任何時期分配制度的轉變和發展必須始終與所有制結構相適應。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正是因爲分配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極大調動了勞動者的生産積極性,從而推動我國實現經濟高速發展。同時,居民收入在城鄉、地區之間的差距明顯縮小,尤其是精准扶貧取得巨大成就,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曆史性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不斷呈現顯著優勢。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最大成功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中國成立後,由于受蘇聯模式的影響,我國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然而由于計劃經濟的封閉性,統得過多、過死,嚴重束縛了生産力的發展。改革開放後,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不斷深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提出要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黨的十二大提出“以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的原則,此後“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都體現了我們黨對計劃與市場關系認識上的重大轉變。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標志著黨對計劃與市場關系認識的一個新飛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創造性地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一步深化了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高度,不但標志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實踐中取得偉大成功,更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可以看出,我們黨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經曆了一個長期的不斷深化的過程,從理論到實踐,又從實踐到理論。在實踐中不斷校正和豐富理論,由此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得到不斷深化和提升,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越來越豐富。

  如何看待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但是經濟學的重要命題,更是經濟發展的重大實踐課題。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觀點認爲政府與市場是此消彼長、相互替代的對立關系,以新自由主義學派爲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反對政府的幹預。他們甚至質疑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曾激進地指出,社會主義與市場的結合必定是一件赝品,私有制才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微觀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公有制只能實行計劃經濟,不可能與市場經濟相結合。[12]2018年以來,美國不斷掀起對華經貿沖突,同時貿易保護主義逆潮流喧囂塵上,還給中國經濟體制貼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標簽,認爲中國是一個國家主導的實行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的經濟體,其主要依據是中國實行國有經濟、政府幹預、産業政策等。[13]針對西方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質疑,首先我們要正確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內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它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著本質不同,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形成鮮明對比,不在于中國市場經濟是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而在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決定和確保了市場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保障了市場經濟發展的大局,正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融合,才更好地推動市場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

  在中國的理論和實踐中,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曆了從排斥到兼容的過程,在理論上最重要的一次認識轉變是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提出的論斷:“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聯系起來,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突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收獲的又一個重大理論創新成果,也是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成功經驗總結。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有經濟雖然以公有制爲主要實現形式,但國有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同樣可以成爲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14]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包含了國家宏觀層面的制度,又涉及企業等微觀基礎,實現了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有機融合。盡管市場經濟有盲目性、不確定性等弊端,但其本身內在具有開放性、交易性、融合性的顯著特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與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有機結合在一起,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上的優勢,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彌補了市場的弊端。強調政府與市場的辯證統一、有機融合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成功的經驗之一。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加深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場經濟的新路,破解了政府與市場關系協調的世界性難題。中國共産黨在理論創新和發展實踐的規律層面總結出政府與市場的互補關系,使市場和政府共同作用于經濟發展,開創出市場有效、政府有爲的良好局面。二者的有機結合既可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保持了市場經濟的生機和活力,又可維持宏觀經濟發展和市場秩序的雙重穩定;既克服了市場失靈,又避免了政府失敗。因此,市場經濟既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匹配,也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匹配,現代市場經濟發展與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呈正相關。在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必須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同時還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爲主線,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四)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統一

  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生産、分配、交換、消費構成社會再生産的各個環節,是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它們之間是相互作用的,“生産既支配著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産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産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東西,這是不言而喻的。”[15]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基本經濟制度的概括,分別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産理論中生産、分配和交換三個要素在中國實踐中的具體表現,它們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內在統一的有機整體,三者相互促進、相互作用並相互影響。

  所有制結構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起基礎性作用,決定了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性質。在社會經濟制度中,生産資料所有制是生産關系的基礎,決定了生産關系的性質。首先,所有制結構決定分配制度。在所有制上堅持“公有制爲主體”決定了在分配制度上堅持“按勞分配爲主體”,在所有制上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決定了在分配制度上“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其次,所有制結構決定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性地將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打破了西方只有私有制才能與市場經濟結合的觀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占主體地位的經濟成分,政府通過調控國有經濟可以更好地克服市場的盲目性和存在的天然弊端,從而減少經濟波動。因此,以公有制爲主體的所有制結構也決定了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和運行體制。

  分配制度客觀反映了所有制結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結果,並在實踐中影響所有制結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第一,“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體現了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理念,分配制度在實踐中是否良好運行影響著所有制結構的優勢能否得到充分發揮,進一步影響著所有制結構的發展和完善。第二,分配制度的實現結果反映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情況,尤其是完善生産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對市場經濟提出更高的要求,按勞分配與按生産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收入分配結構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完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基本經濟制度運行的載體和機制,調節著經濟運行過程。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障了公有制經濟主體和非公有制經濟主體在市場中平等、有序地競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的調控維護了經濟的平穩運行,更好地促進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第二,不同所有制主體要實現分配價值必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進行交換,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分配制度必須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實現。市場的完善程度直接影響了分配制度的實現,只有市場經濟有效運行才能實現分配制度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優勢。

  (五)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以治理體系現代化爲目標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基本經濟制度作爲國家治理體系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其完善和發展必須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爲目標。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建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性質上的,從而也就決定了治理體系現代化是朝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向發展。以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爲目標,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要從基本經濟制度的三個方面著手: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爲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結構,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的顯著優勢;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發揮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顯著優勢,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到宏觀調控有力、有度、有效,同時確保微觀主體的活力,使政府和市場有機結合,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顯著優勢。

  三、推動實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勢轉化爲治理效能

  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最大的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任何制度的優勢最終是通過治理效能展現的,因此,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轉化爲治理效能。在轉化過程中,國家治理能力具體表現爲黨的領導能力、制度執行能力、資源動員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四個方面。

  (一)出色的領導力是國家治理的根本和核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産黨領導,這一制度優勢爲中國發展進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也爲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了堅實支撐。中國共産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實踐中最顯著的特征和優勢。

  首先,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有利于保障國家長遠利益的實現。中國共産黨從長遠角度出發,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節點作出判斷,認清不同經濟發展時期的主要矛盾,全面統籌協調經濟發展的戰略方向和整體節奏,確保經濟社會發展堅持正確方向。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工業化成爲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改革開放後,我國逐漸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不斷尋求社會主義公有制與現代市場經濟更好的結合路徑。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此外,中國的長中短期規劃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定目標、定方向、定任務、定政策。中國經濟奇迹之路就是以一連串的五年計劃或規劃爲基石而鋪就的,[16]每一個五年規劃的完成,都爲後續規劃的制定實施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制度和政策條件。曆史證明,中國共産黨立足于國家發展的長期目標,在制定政策時有定力且有能力保持經濟發展的思路方向不改變,這種長期穩定性是當下跨越發展階段和深化經濟改革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其次,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更有利于在改革過程中保障人民群衆的整體利益始終得到最大限度的重視。中國共産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利益是其一切工作出發點和落腳點,同時也是超越黨派和利益集團約束的強大力量。實現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向國家治理效能轉化,根本目的是爲了使經濟發展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縱觀世界上的所有政黨,只有中國共産黨能夠做到在領導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無論是政策的制定還是政策的實施都體現出人民的地位、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相比之下,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政黨往往囿于個人利益、集團利益和短期利益,無法著眼于整個國家的長遠發展,更不用說以人民爲中心發展經濟,于是導致治理低效甚至無效。

  再次,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探索出一條以中國共産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又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黨、政府、市場”的穩定結構。在黨的指導下,政府可以主動維護市場的有效性、完善市場監管、開展有效市場建設,進而克服由于市場運行的自發性與盲目性所導致的宏觀經濟結構失衡和産業發展規劃缺乏長期性等問題。宏觀經濟平穩發展,微觀經濟充滿活力的經濟運行更加有利于發揮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充分把制度優勢轉化爲治理效能。事實證明,我國黨、政府、市場的“三維譜系”的穩定結構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效。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中國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轉化爲治理效能,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創造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迹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迹正是對治理效能的高度概括。

  (二)強大的執行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制度執行力的高低關系到制度優越性的發揮,關系到國家治理效能的實現,強大的制度執行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中國制度”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是通過執行力來體現的,如果沒有強大的制度執行力,再好的制度也只是紙上談兵,難以發揮作用。制度執行力是治理者作爲主體執行制度的能力,各級黨委、政府及領導幹部作爲國家治理的骨幹力量,是制度執行的主體力量,領導幹部的意識、能力和素質水平是制度執行力的決定性因素。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可以更好地確保我國的制度執行力爲人民生活提供穩定的社會秩序,在社會穩定的基礎上不斷促進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雖然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並不意味著我國的制度執行力足夠強大,事實上在制度執行中依然存在執行力不足的問題,因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此提出嚴格要求:“健全權威高效的制度執行機制,加強對制度執行的監督,堅決杜絕做選擇、搞變通、打折扣的現象。”

  (三)出色的資源動員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

  資源的調配和集中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現。[17]評價一個國家治理能力首要的是看動員能力,國家治理能力強就體現爲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只有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才能高效集合資源,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衆的積極性,凝聚形成整體的合力,從而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有利于凸顯資源動員能力。出色的資源動員能力能高效地集合資源,將資源集中到經濟發展的關鍵之處和人民的所需之處,集中力量辦大事,並且能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衆的積極性,形成整體的力量,全國上下“一盤棋”。政府通過抓住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難點問題、推動高質量發展中的關鍵問題,集中力量,將資源有效整合到戰略性先導産業、前沿部門、重大基礎設施等領域,從而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國家通過宏觀調控解決了市場失靈帶來的資源錯配問題,優化了整體資源配置的效益,使資源分配更合理、更高效。在收入分配上,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爲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也需要依靠國家的資源動員能力來實現,通過國家對資源的集中調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調節過高收入。因此,資源的動員能力也是促進收入分配體系更加公平的重要力量。

  (四)高效的風險控制能力是制度優勢轉化爲治理效能的關鍵

  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但這種優勢必須通過高效的風險控制能力來體現,從而把制度優勢轉化爲國家治理效能。高效的風險控制能力就是運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勢應對風險挑戰的沖擊,既要有防範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範和抵禦風險的有准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爲夷、轉危爲機的戰略主動戰。先進的制度、強大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在風平浪靜中憑空構想出來的,而是經過無數風險磨難,在嚴峻考驗中誕生、完善和發展。國家的風險控制能力貫穿于風險出現的全過程,在風險出現之前有防範風險的先手,在風險到來之時又有應對和化解風險的高招。

  具體來說,在經濟平穩發展時期,保持危機意識,防患于未然,提早做好各項防範准備。在危機來臨時,迅速做出反應,運用宏觀調控積極作爲,最終做到化險爲夷。一方面,在全球化大發展的背景下,國家間相互深度依賴、相互影響,一國可能受到更多來自外界的沖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我國政府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宏觀調控保證了經濟的平穩過渡。面對風險的沖擊,需要及時調整經濟政策,維持經濟的平穩運行,盡可能降低風險帶來的危害。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由于市場調節的盲目性、滯後性、分散性、外部性等固有弊端,經濟發展會發生周期性波動和總量失衡,造成對國內經濟的沖擊。國家治理的宏觀調控手段就是要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彌補市場失靈可能帶來的風險。

 

  原文參考文獻: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05.

  [2]周文,何雨晴.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邏輯[J].財經問題研究,2020(4):12-19.

  [3]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EB/OL].[2007-08-29].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test/2007-08/29/content_730614.htm.

  [4]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EB/OL].[2002-11-08].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2002-11-17/26/244505.html.

  [5]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EB/OL].[2013-11-15].中國共産黨新聞網,http://cpe.people.com.cn/n/2013/1115/c64094-23559163.html.

  [6]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9-11-06.

  [7]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N].人民日報,2013-11-16.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

  [9]周文,肖玉飛.中國道路的政治經濟學考察[J].山東社會科學,2019(10):127-134.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93.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7.

  [1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4.

  [13]秋石.認清“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真相[J].求是,2018(17).

  [14]周新城.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若幹理論問題[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15:224-225.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99.

  [16]鄢一龍.五年規劃,讓中國行穩致遠[J].決策探索,2015(22):15-16.

      来源:《经济纵横》2020年第9期 作者:周文 何雨晴